向陽南崗遺址
向陽南崗子遺址位于鎮(zhèn)賚縣坦途鎮(zhèn)向陽村南20公里的一條沙崗上，西南距鎮(zhèn)賚縣城約50公里，屬沙丘、草原和沼澤的相間地帶。沙崗大致呈東西向，綿延約5公里，相對高度10米左右。崗頂平坦開闊，中段以東為大面積的人工林帶，西半部有少量耕地。沙崗的南北兩側，地勢低洼，夏秋之際常有積水，成為季節(jié)性堿泡。
遺址是在1984年鎮(zhèn)賚縣文物普查中發(fā)現(xiàn)的。1985年6至7月間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白城地區(qū)博物館和鎮(zhèn)賚縣文管所的配合下，在此進行了較大規(guī)模的發(fā)掘。發(fā)掘之前，曾對遺址進行仔細的調查和試掘，根據調查結果，把遺址劃分成7個遺物相對集中、分布各成一片、內含又不盡相同的不同區(qū)域。這7個區(qū)域都分布在沙崗的西段，自東而西共分7個地點。
第一地點位于沙崗中段偏西處，北距沙崗邊緣約400米。遺址的中心處由于長期風蝕出現(xiàn)了幾個較大的沙坑，在沙坑的底部和東、南邊緣處，采集到許多陶片和壓制細石器。
第二地點位于其西300米處，文化層剝蝕較嚴重，地表和沙坑中可以采集到陶片和細石器。此外在遺址北部還采集到1件磨制的石斧。和第一地點不同，這里的陶片燒造火候較高，陶片薄而堅硬，表面磨光，且多數(shù)施紋，紋飾有魚鱗狀的指甲掐印紋、篦點組成的復合圖案紋等，特征和大安端基屯發(fā)現(xiàn)的“漢書一期文化”比較一致，屬于青銅時代遺存。
第三地點位于第二地點西500余米處，臨近沙崗的北緣，地勢較前述兩處低。遺址現(xiàn)為耕地，地表散布遺物極多。細石器如尖狀器、刮削器、石片等均有發(fā)現(xiàn)。磨制石器僅采集到形如半月狀的扁平無刃器，用途不明。陶器多殘片，能復原的有舟形器1件，側視頗似船形，兩端上翹，中間弧凹，俯視作橢圓形，唇部有刻劃的斜向短線。陶器均為沙質陶，顏色有灰、黃兩種，手制，燒造較好。器形有鬲、罐、懷、舟形器等。紋飾較發(fā)達，種類有戤印的抗點紋、魚鱗紋、壓印的篦點紋、刻劃紋和附加堆紋等，也有一定數(shù)量的素面陶片。文化性質具有較多的漢書文化因素，但紅衣陶比較少見。
第四地點和第七地點均屬墓葬區(qū)，其中第四地點墓0土有紅衣陶壺，紅衣陶缽，青銅裝飾哭品較多，鐵器發(fā)現(xiàn)較少，年代大致相當于早期鐵器時代。
第五地點位于第四地點墓葬區(qū)之西側，間隔300余米，二者或有關聯(lián)。遺址表面遺物較多，除石核、石片、刮削器、尖狀器等細石器之外，還有紅衣陶片、環(huán)狀器耳、帶繩紋短實足根的鬲足、單把杯的殘器等物。磨制相當精美的小玉斧、玉鑿之類遺物也有出土，整體文化特征和大安端基屯發(fā)現(xiàn)的“漢書二期文化”有些接近，但遺址0土的一些飾有刻劃平行紋、戳印紋和指甲紋的陶器殘片，顯示了和漢書二期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因素，和以端基屯為代表的漢書二期文化相比較，這里似乎有著年代上的差異。
第六地點位于第三地點西側一條支崗的北端，二者距離約500米，這里的地勢漸緩，距離背面的泡泊更近。受季風的影響和破壞也更加嚴重。遺址中幾乎見不到文化層堆積，遺物多已被剝露出來，地表的魚骨、蚌殼、殘碎細石器和陶片較多，但陶片由于連年耕種多已碎小，很難覓到大片。從陶片的質地、顏色、制法、紋飾等方面觀察，這里和第三地點面貌近同，可能屬于同一文化的不同時期遺存。
第七地點則發(fā)現(xiàn)鐵器較多，年代較之第四地點的鐵器相對晚些。
1987年10月20日，向陽南崗遺址公布為吉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2013年5月，遺址又被中國國務院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（古遺址）。
遺址位于山腰，范圍約東西100米，南北30米，地表散見少量陶片。山頂之上曾采集少量石器，山腳下曾發(fā)現(xiàn)石斧、石鑿、銅戈等文物。1985年，開展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遺址采集到陶片和石器，并征集銅鏃、鐵鋌銅鏃20件。
遺址采集的陶片均手制，火候低，陶質疏松，制作粗糙，均素面。均為夾砂紅褐陶，部分陶片中摻滑石粉，可辨器型僅有罐。石器包括打制石鎬、石刀和研磨器等。征集、采集銅鏃共22件。10件為三翼形，其中2件翼間刻有銘文。所刻銘文于中原多見，為東周時期趙國所特有。另12件為鐵鋌銅鏃，鏃身呈三棱形，長2.2～3.8厘米，后接鐵鋌。完整的1件鋌末呈錐狀，長14厘米。
遺址采集的陶器和石器較少，難以具體斷代，大致應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或商周之際。遺址發(fā)現(xiàn)的銘文銅鏃為趙國制造。鐵鋌銅鏃在集安市果樹鄉(xiāng)夾皮溝門曾有出土，鏃身厚重，當為-機專用，時代亦當在戰(zhàn)國時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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